五一节的追问：不要何不食肉糜，8000万超龄农民工退无可退
如果只是出台清退政策，而不从根本上改变超龄农民工的现实困境，那只会将相当数量的超龄农民工逼成更加缺乏保障的黑工、临时工。
他们年轻时，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工厂、工地，奉献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支撑着企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在国际、国内的白热化市场竞争中，他们构成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
不要何不食肉糜，8000万超龄农民工退无可退
文/邓峰
来源/HK01
近年来，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问题，时常引发舆论关注。202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刊文《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报道上海、天津等多个城市出台政策清退超龄农民工，比如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清退令”的初衷据说是为了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安全，不希望他们继续从事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繁重体力工作，但在多数超龄农民工面临非常现实和残酷的务工谋生需求的背景下，一刀切的“清退令”非但治标不治本，反而可能沦为何不食肉糜。
3月28日，腾讯新闻出品栏目《解法》刊文《“清退令”背后，8000万超龄农民工退无可退》便描述了“清退令”下超龄农民工的现实困境。该文报道了一位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劳工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王欧的讲述。据王欧的讲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兴起，他的父母去了深圳，靠着繁重的体力付出，获得远高于农业劳作的收入，既解决了孩子们的学费问题，又盖起了三层房子。
王欧说：“五六十岁的农村人，孩子外出读书或打工，还没结婚生子，需要他们继续积累财富，为房子、彩礼或将来的其他开支做准备。老家年轻人中男多女少，这些年彩礼节节攀升，成为父母一代人的沉重负担。他们同时还面临其他的压力，比如家人疾病等等……50岁、60岁并不构成停止工作的门槛，只要还能动就会继续工作。”
零工市场
许多生活在城市或者对农村缺乏了解的人，难免会产生疑问：超龄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到了年纪就退休养老？现实残酷，退休谈何容易。据王欧的描述，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年纪大的人往往一直在给下一代输送资源，而不是向下一代要资源”，另一个是“与当前的社保制度有关”，“我父母这样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不继续打工挣钱，怎么维持生计”。
王欧认为：“与其说是超龄农民工自主选择了‘不退休’，不如说是他们对子女的责任、对养老和对生病的隐忧，迫使他们在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候，继续不停工作……比起一刀切地把他们赶出建筑工地，压缩他们的就业空间，不如优先把其他的工作给做好，最起码的，放宽年龄的限制，给超龄的工人们也买上意外保险……期许在超龄农民工还有余力的时候，城市的就业市场能对他们更加开放和包容。”
王欧说的两个最直接原因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困境。目前的超龄农民工多为一代农民工，他们中许多人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或许还能回得去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自古以来的农民命运，哪怕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下小农耕作收入极低，哪怕机械化已经日益替代人工耕作。但问题是，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接受过一定程度现代教育并深受现代城市生活耳濡目染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多数是难以回到人多地少、落后的农村，多数是希望在城市扎根。
可随着阶层固化开始显现，在高房价的冲击下，在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面前，面对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和日益功利化、庸俗化的婚姻市场，单靠青年一代农民工自身，在城市扎下根难上加难。出于帮助孩子过上相对体面、宽裕生活的朴素愿望，许多超龄农民工只能埋头苦干。这其实是一种代际牺牲，并不合理，却很残酷，很普遍。
除此之外，纵使不去帮助孩子，那些5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退休之后，靠什么生活呢？年老后疾病治疗费用，谁来替他们负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孩子，尚在为定居城市而陷入无休无止的内卷之中，经常不得不依赖他们的馈赠，能有多少余力去回报正在老去的他们？多数人都希望过上轻松、悠闲的退休生活，但前提是，你得有钱，得有养老和医疗保障。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一文中写道：“普遍情况下，超龄农民工会在农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按最低档缴纳个人养老保险，至60岁后可以获得每月一百多元养老金，这一养老金水平可能很难养老。”每月一百多元人民币养老金，怎么生活？一旦患病，又该怎么办？不要忘记，在医保体系保障力度比较有限的现实下，一场大病毁掉一个小康之家的悲剧，屡见不鲜。
受制于上述两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多数超龄农民工，只要身体允许，通常都会继续就业。此时如果只是出台清退政策，而不从根本上改变超龄农民工的现实困境，那只会将相当数量的超龄农民工逼成更加缺乏保障的黑工、临时工。一方面某些用人单位可以拿出“清退令”，要挟本可正常工作的超龄农民工降低待遇要求，另一方面超龄农民工在“清退令”之下缺乏谈判议价条件。
两个多月前，本文作者返乡过年时便曾听一位朋友的妈妈讲述她的不公平遭遇。她在广东一家工厂工作多年，近年来因为年龄超过50，便被工厂以不符合用工年龄政策要求为由改为临时工，大幅降低待遇，但和之前做的工作一模一样。
最近，澎湃新闻刊出了一篇报道《深度｜“超龄打工人”站在零工十字路口》，讲述了一位64岁男子，为了能继续工作，不得已谎报年龄，办假证。据该文的报道，一方面年轻人不愿干工地，另一方面超龄农民工忙于生计，自发形成零工市场。该文提到上海一处零工市场：“每天会有一百多号人在此等一份日结的工作，大家像电视里码头上等活的脚夫——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脚夫，搬家、装卸水泥黄沙、运垃圾等，长期工们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这些零工、日结工上赶着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92亿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7.3%，约为8000万人。他们年轻时，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工厂、工地，奉献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支撑着企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
在国际、国内的白热化市场竞争中，他们构成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遵守纪律、埋头苦干、省吃俭用、任劳任怨，却缺乏与之匹配的保障，不论物质收入还是基本社会保障，都明显过低。他们的巨大付出和牺牲所构成的低成本优势，是中国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一个现实原因。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或多或少能从经济崛起中获得回报，但抵不上他们的牺牲和付出。
如今，他们渐渐老去，不能只是一刀切的清退，不能罔顾他们年轻时的牺牲和付出，而是应该直面他们的现实困境，持续提升工地、工厂工作的安全度，增加技能培训机会，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建立全面的保障机制，让辛苦一辈子的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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